希望不会再换了,嘻嘻

余虹教授的绝笔之作
　　
　　一个人的百年
　　
　　 今年7月8日，我和同门师兄弟回四川大学参加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22年前我随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举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我们同门师兄弟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回母校为先生祝寿。见到先生那熟悉而年迈弱小的身体，我们都百感交集，嘘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竟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德里达在去世前感叹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他说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石先生是这样的幸存者吗？当然。然而，是什么让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给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坚韧呢？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女人，一个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灾难和不幸最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么力量、智慧和耐心活过来的，并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严？
　　
　　 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百年选择活下去，不是赖活而是好好地活，这其间要忍受多少无法忍受的时刻，要承担多少难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级、政党这些巨大的词眼曾让多少弱小的生命为之激动和献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惊讶的是，无数柔弱的生命都被这些巨大的词眼压垮了而石璞还健在，无数生命之火都在这些词眼的巨大阴影中熄灭了而石璞还自有其光彩。看到这个百岁老人得体而整洁的衣着，看到她平和、安详、自在而阳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个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在波士顿访学期间，我认识了这位老太太并在同一幢房子里住过两个月。这位老太太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阳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阴影与凄凉。她的衣着总是生气勃勃而脱俗得体，她的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她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能帮你什么？”“最近我很忙。”的确，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厨房和餐厅里帮忙就是在附近小学做义教或在教堂做义工，在儿子家过周末，在教堂过周日。她的形象与我记忆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风烛残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其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这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呢？她非常阳光，见到她每每让我自己觉得有些暮气沉沉和些许的自怜。这是怎么回事？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而一个中国老太太呢？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革命洗礼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所谓善（社会正义与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终极依靠是也。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创建着这种善，也以各种方式摧毁着这种善。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于是，一个问题困绕了我：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1907年石璞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是一位开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学校长，姐姐与姐夫都是北大学生，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响，石璞向往新学，从中学开始便学外语，其后上国立成都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后从教一年又碾转跋涉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就读。1933年石璞从清华毕业到杭州省立一中教书，其间因翻译出版弗吉尼亚&<2539;伍尔夫的小说《狒拉西》与希腊三大悲剧《阿加门农》、《安提戈尼》《美狄亚》而蜚声学界，1936年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到川大外文系从教，其后60余年都在川大，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早年的石璞是一个标准的新青年，甚至是一个愤青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亲未生男孩而要她父亲娶二房以续香火，对此她非常愤怒，甚至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她参与了进步刊物《前进》半月刊的创办，并写了题为《前进曲》的发刊词。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了成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主编《捷报》副刊“凯风“，并在《工作》、《笔阵》、《文艺后方》和《战潮》等进步刊物频繁发表文章，还多次组织募捐、慰问抗属、举办义卖画展等。解放后的石璞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真诚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她不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当然，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她也经历了主义与现实的分离，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痛苦，经历了志业、政治与权力的纠缠。
　　
　　 石璞是一个欧美文学教授，从事欧美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是她选择的志业。韦伯曾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志业应独立于政治和权力，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工作。这种学术意识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并导致了他们的书生意气与现实悲剧。其实，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实关系中，选择以欧美文学为业就意味着选择危险。在极左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学/西学、旧学/新学、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学术关系背后是反动/进步、敌/我之政治关系。在此，没有什么纯粹的学术行为，一切学术行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历史发展的线行逻辑（反动/进步）与阶级对立的政治逻辑（敌/我）交织而成的政治法庭上，传统国学当然是最倒霉的旧学，“旧”意味着落后与反动，意味着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敌”；相对而言，现代西学是得宠的新学，“新”意味着革命与进步，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我”；而在现代西学中，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俄苏文学又比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欧美文学更为革命和进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后者则是“敌”。
　　
　　 受这种政治逻辑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学校方将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妇调到中文系并任命其丈夫李梦雄教授（也以欧美文学为业）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强中文系的工作。当时的川大中文系是国学教授的云集地，派一对搞西学的夫妇去“加强”和领导该地，隐约可见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国学与西学的基本看法。对学术背后的政治，石璞夫妇并不清楚，对复杂的权力纠葛他们更无敏感。从表面上看，石璞夫妇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但实际上，在中文系那历史深远的权力关系中，他们成了国学权威的异己。当超个人的政治权力将个人间的学术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之后，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石璞夫妇与中文系一位国学大师的积怨也许当从这一根源上来理解，此一积怨让这两家对门邻里几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见石璞夫妇在中文系的真实处境。正因为如此，不到两年石璞夫妇又调回了外文系。
　　
　　 如果说，校方派石璞夫妇去加强中文系的工作与领导表现了权力对新旧之学的厚薄，石璞夫妇回到外文系后的命运与专业调整则反映了权力对欧美之学和俄苏之学的态度。1954年石璞回到外文系并被任命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办。为何？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川大外文系其实就是英语系，而英语和英美文学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外文系停办后的大批英语教师被派到哈尔滨学俄语，外文系要办成俄语系，因为俄苏文学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时代潮流与权力高压之下，李梦雄教授在外文系复办后改教俄苏文学，石璞教授则调到中文系继续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但开始将教学与科研的重心转向文学理论。1950年代大学里的文学理论其实是马列文论的代称，搞文学理论意味着搞马列。只有搞马列文论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性地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一些人指责石璞的《欧美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史纲》贴了很多马列的标签，这种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首先，石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真诚信奉的，她并没有违心地做秀；其次，她的著述的确贯穿了对马列原理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当然，这种指责也挑明了某种无法选择的命运。石璞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才能未能完全发挥，原本还可以做更多事情，写更多东西的。比如在我的《欧美文学史》中，有些艺术性高的作家、作品没有写，或评价少，或不够客观。当时只能那样写，比较多地强调艺术性不符合当时的需要，就不能多讲，不敢多讲，不然就会被说成宣传封资修、宣传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搞和平演变，那就担待不起了。”
　　
　　 石璞不是那种挺身反抗的学术勇士，也不是那种彻底拒绝而沉默的思者，但却是一个尽可能真诚说话的学者。其实，我们很难说这三者谁更高贵。没有挺身反抗，黑暗将没有尽头；没有彻底拒绝，谬误将四处泛滥；而没有真诚地说话，即使是裹挟在谬误中的真理和纠缠在政治中的知识也会在无言中消失。1980年当我第一次读到石璞先生的《欧美文学史》时，非常激动，因为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扬周翰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外，别无系统完整的相关著述。《欧洲文学史》虽体大虑周，但只是一个详细的论纲，作为集体之著述它也太过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美文学史》，它的个人著述性与详实细微使我获益良多，尽管我不喜欢那些混杂其中的主义话语。在我的学术记忆中，《欧美文学史》始终是一个要不断返回的路口，因为它启示我在一个沉默的时代真诚说话是多么不易和重要。
　　
　　 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石璞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是命运。如何过一种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还是切实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是牢骚满腹地抱怨命运，还是心平气和地承担命运？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沦，还是在一种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选择了后者，因此而走过了百年。
　　
　　 石璞的百年没有什么惊人的壮举，她不是什么道德英雄，也没有什么浩然之气和慷慨之节，但她有最朴素的良善和最传统的智慧，仅此就足以使她举重若轻，历险而在。1957年石璞申请入党而成为预备党员，1958年下放劳动接受组织的考验，在转正会上有人批评她不揭发带队队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没有政治觉悟，对此，她保持沉默。结果她的入党转正未获批准，一直到1980年才作为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事后石璞很平静地说不管男女作风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来。有一次，与石璞一家结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楼梯时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将他扶了起来，她家的保姆说：“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们整得那个样子，让他在那儿呆着吧。”石璞说：“人摔了，还是应该扶起来，他做得对。”文革期间，面对各种委屈与罪恶石璞既没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没有违心地附和，同样保持了沉默。与一些惊世骇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仿佛是不道德的，但谁又有权利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候去连累儿女亲友呢，这种连累道德吗？在世事喧嚣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态就是沉默与忍耐，默默地承担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执受那最朴素的善。也许正是这种沉默与耐心使石璞能历百年沧桑而不倒.
　　
　　 如果说朴素的良善滋养着石璞的内心，传统的智慧则是她抵御外来伤害的法宝。石璞一生崇奉老庄，淡泊名利，无心自然。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间，石璞的工资从未额外上涨，四级教授的头衔一以贯之，而以她的成就与资历争个二级教授额外涨几次工资理所当然，但她不争，也不怨。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石璞多次被作为改造对象下放到农村与工厂劳动，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粪，在文革中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面对非人的凌辱与迫害，很多人都无法忍受而发疯自杀，石璞终能泰然处之。对石璞来说，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恶意伤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无论白天的处境多么险恶，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对我说：石璞低调，所以长寿。此言甚是。但我要补充的是：低调不低，所以高寿。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与智慧是让一块石头成玉的珍宝吗？“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不顺心的时候,会想起双全曾经教我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是啊,似乎这么一想便能释然许多,然而我终究不是个那么容易看开的人,

不可否认,我其实一直心事很重.

 

回家这么久了,这些天居然会慢慢觉得有些寂寞.

 

我本应该享受这在家的日子的,因为我曾经那么向往这种惬意的生活.搬一把小椅子,抱着微微一起晒着冬日下午的暖阳,跟院子里那些

打牌的大叔大婶大爷大娘有一茬没一茬地随意聊着.时光在这薄薄的阳光中慢慢流逝,在这悠然的眼神和漫不经心的聊天中流逝.没有

令人窒息的车水马龙,也没有让人神经兮兮的电话铃,在这里,只有最放松最悠闲的生活.

 

每日里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照顾我的微微,做饭之类的家务活都是我妈包干了.我甚至想我真应该在每餐饭之前做一下祷告,感谢这每天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我真有些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只是照顾微微这样一项任务,这些天都让我有些挫折感.当睡眠不足的时候,当被自己妈妈无心挖苦的时候,我居然会慢慢伤感起来.看着微微终于安静地睡着了,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床边突然觉得好不寂寞.我终于感觉到生活的责任完完全全要自己去面对去承担了,他人顶多是在你困难时给你一些援助,但是你无法依赖别人而生活.你终究要自己承担一切.

 

其实很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爸爸妈妈都没办法照顾我的时候,我慢慢学会了独立,学会自己面对生活的一切,包括自己的所有心事.那时候小小的年纪坚强得有些让人心疼.可如今,自己有些像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每当不顺心的时候,我都在向双全述说自己的心事.难道是被双全宠坏了?我很久都没有想过要自己一个人面对了.我不知道这是幸或是不幸.坦白说,我还是有些隐忧的.

 

做妈妈的人似乎应该每天都淹没在没完没了的琐事中无暇多想的,而我却还能在这里无端感伤.似乎床上那个熟睡的小宝贝现在跟我真没关系一样.现在我只看见一个25岁的小姑娘在对着电脑发泄自己的情绪.呵呵.

 

微微满月了。从一个月前的裸重5.6斤，到今天的毛重约5公斤，我们的微微正在飞速成长。:)
一个生命会经历很多个一个月，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但这最初的一个月,妈妈会帮你牢牢记住.
这里有着你太多的第一次,也有着妈妈未尝经验过的艰辛.

 

微微的诞生是比较顺利的,妈妈没有经历长时间刻骨铭心的疼痛,然而中间的一个小插曲却让妈妈接受了来自心灵上的一次巨大挑战.从住院部推到b超室的路上,爸爸和医生用推车一路推着妈妈.颠簸和阵痛似乎还不算什么,因为有爸爸在这里,妈妈真的都能幸福地忍受下去.但是医生对于羊水偏少时作出的悲观预期,让妈妈觉得也许这次就要用生命做代价了.妈妈在去b超室的路上已经准备好接受最坏的结果!幸运的是b超的结果是乐观的,羊水正常!一场虚惊而已!回住院部,注射催产针,阵痛加剧,进产房,用力,用力,再用力,微微小小的身躯似乎是瞬间离开妈妈的身体,然后是急促的啼哭.真的顺利得不能再顺利了!可是想到微微体重偏轻,还是比预产期提前近两个星期到来,妈妈也隐隐有些内疚.妈妈怀疑,也许临产前回外婆家的这两个月妈妈真的没有好好照顾你.先是外婆动手术,妈妈要照顾外婆和孟航小哥哥;然后是跟外公生气,妈妈一直心情不好.妈妈对不起你,就让妈妈在以后的日子里加倍疼爱你吧.

 

微微的第一声啼哭,妈妈在产房清晰地听到,妈妈当时心里一阵欢喜呢.可是头几天爱哭的你,让妈妈又担心会不会像妈妈一样有着忧郁的气质呢?
微微第一次睁开眼睛是在出生后第二天,妈妈看着你在安静的吃奶,突然你的眼睛小心地睁开了一条缝,病房的白炽灯似乎还有些刺眼,你不久又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如果当时不是半夜安静的病房,妈妈一定会兴奋地叫出声呢.
微微第一次微笑是在大约一个星期后,之后每次喝完奶就会嘴角扬起,给妈妈一个微笑.虽然是无意识的微笑,妈妈还是很开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微微可以有意识地看着妈妈,给妈妈一个微笑呢?
微微第一次吐奶是在大约半个月的时候,那天看到你躺在床上呼地一下从口里喷出一股白白的奶水,妈妈一阵惊慌之后心里那个心疼真是没法形容.虽然书上说吐奶是正常的,可妈妈后来还是小心翼翼,即使奶水漏得妈妈衣服都湿透了,妈妈也不会再存在奶瓶里让你加餐,而且吃完后给你拍拍背让你打嗝后再睡觉.
半个月后的微微就知道每天睁着眼睛到处盯着看,高兴的时候会突然从嘴里蹦出一些奇怪的声音.第一次听你说a,外婆逗趣地说:外婆家里a(意:狭窄),你就去你奶奶家里好了,奶奶家里宽呢.然后有一天你说h,你孟航哥哥那些天刚学了拼音字母h,回家后会念:小孩喝水,h,h,h.妈妈想,我们的微微什么时候会像孟航哥哥一样念出这些歌谣呢?

 

当妈妈的辛苦在没有当妈妈之前是不会了解的.半夜一次一次地醒来喂奶把尿换尿片,有时候困得一边喂奶一边打瞌睡,甚至在孩子半夜的哭声中觉得自己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
要感谢外婆,妈妈没有经验,手忙脚乱的时候多亏有外婆帮忙.妈妈总想,如果不是有外婆,要不然妈妈真的不到一个月就要疯掉了.:)想想像外婆那一辈的女人,生育那么多小孩子,有些甚至还没有家人的支持,那该要多强大的信念才能支撑她们把孩子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呢.真的不敢想象!而她们就在这平凡而且繁琐的生活中实现着繁衍后代这种简单而朴素的人生意义。

还要感谢爸爸给妈妈的关心和鼓励,有爱的日子再多的苦也会觉得幸福哦!

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人
　　 ——记念一个九十一年前故去的人
　　
　　 文/袁泉
　　
　　
　　 一、“你别无选择”！
　　谢百三教授刚刚自信地断言当今中国已处于五千年来最大盛世，温家宝总理就向全世界的媒体坦言中国经济的三不现象——所谓“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就是危机四伏。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把一切不利因素思虑全面之后，当然深知前途的艰险。
　　除开国内问题的困扰，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当今世界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也空前激烈。台海关系、中日关系、中美关系，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难题。无论我们如何谦恭，中国的强势崛起都是不争的事实。不可否认的是，出于历史、现实、文化、政治、军事、地缘等各种因素，对北半球的很多国家来说，中国的强大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
　　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布什对伊拉克动武前夕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在布什心目中，朝着帝国趋进的唯一重大障碍就是中国。展望未来20年，布什政府意识到有一天中国的技术优势将压倒美国。当这一天来临，美国也许就会对中国说：‘让我们合作’，我们将做罗马人，而你们做希腊人。你们将成为我们出色的、极有教养的奴隶。……这就是一些最聪明的新保守主义者设想的情形。”事实上，一个真心“合作”的中国比一个被迫臣服的日本对美国更具诱惑力；而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容易驯服——或者说得冠冕一点，更容易合作。
　　要么在媾和的前提下实现伪强大，要么就走一条真正独立自主、不曲不阿的道路。尽管其中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的活动空间，然而随着中国实力和地位的不断提升，这种空间势必将愈益狭小逼仄。韬光养晦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否则就是懦弱无为，对中国这样历史悠远的泱泱大国而言这是不可想象的，若如此，就只能委曲求全；而这还算好的，更严酷的现实是，你委屈了也未必得全。因为在以利益和竞争为基调的大国俱乐部里，没有真正的友谊，更谈不上同情和仁慈。所以，我们的前景就是必须以大国和强国的姿态示人，唯此方能保全独立和尊严。借用刘索拉的一句名言：你别无选择！
　　
　　二、我们自由吗？
　　国欲自主，须民先自由。而当今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少甚至有没有自由精神？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对“自由”做一诠释。“五四”运动让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开始了解自由、崇尚自由、追求自由，但历经近90年，一般民众对“自由”的理解并无多少发展，我们理想中的自由无非就是不受约束的行为和直选国家领导人，然而这些都只是“自由”的一些表现形式。自由精神的内涵在于对自我的认知和把握，在于对个人尊严和独特性的重视，而这种自由精神的培养恰恰是长期以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中稀缺的。
　　不客气地说，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其实是极其匮乏的，特别是在属于国家中坚和未来的青年一代中间。他们口口声声要个性、爱自由，实际上却不知自由为何物，只不过喜欢任性和逃避罢了。他们动不动就成为某某人的粉丝，动不动就被某种选秀活动刺激得精神亢奋，为那种经过操弄和设计的成功和失败所手舞足蹈或泪流满面。他们甘愿接受精神催眠，以此作为一种释放和解脱。这样的群体其实一点都不自由，因为他们很容易被控制、利用、诱惑和驱使。
　　造成此种局面，除了教育的因素，还有现代性条件下的困境。现代经济的发展势必导致社会分殊化。在不停运转的社会经济大机器上，每一个在各自专业领域工作的人都只是创造财富的零件，人在专业化的同时实际上也被边缘化了；而行业的差异又划分和区隔了人群，这种多元和分散的特征就形成了社会离心力。所以现代人往往具有如下特征：紧张、孤立、自私、冷漠、精于算计、未老先衰，还有精神空虚，希望被抚慰，并且易于和乐于被麻醉。这样的人群自然离自由越来越远，因为他们连自我都几乎迷失了，而自由精神的内核恰恰是强健和不屈不挠的自我意志。
　　
　　三、自由精神从何而来？
　　中国人真的只配被美国人驱使，做他们的技术奴隶吗？当然不！中国人有骄人的历史，它给了我们一种雄心，即使说野心也无所谓。伟大的中国人理应而且必定有追求自由的决心和活力，只要它是民主和文明的源泉。
　　时下，各种各样的所谓偶像充斥眼前，但恕我直言，其中大多不过是大众消遣、消费和消磨时间的对象。在我看来，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真正的偶像，要看的是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背后的那个“真我”；而现在，人们的崇拜很多只是对某一特定社会角色的。这种角色崇拜其实是有传统的，过去曾经崇拜过工人、军人、教师、大学生，现在则集中于娱乐明星，照此发展下去，以后还有可能崇拜官僚，从崇拜外形、名利到崇拜权力。而这样的崇拜恰恰是自由精神和平等观念的大敌。
　　我常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空前发达的传媒推选出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精神偶像呢？那种英雄情结、那种甚至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情怀将成为我们追求自由、实现自我救赎的源动力。
　　但这其中有一大障碍，就是人们对历史和英雄的怀疑和厌倦，这是长期以来把历史当作宣传工具导致的恶果。人们首先不信任历史，紧接着就对历史教科书中树立的英雄形象进行公开的质疑和私下的嘲讽。人们更愿意为自己亲眼看到的真实的小人物的努力和成功而喝彩和感动。如果说这是一种浅薄，那么，它背后的成因更值得反思。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遗忘历史，背弃传统，不能妄自菲薄。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一个光荣家族的后裔，那些勇健的、智慧的、无私的、无畏的、曾经书写下荣耀历史的先人应该激荡起我们的血性，让我们保持一种高贵的尊严。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神话，否则将失去梦想；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否则将失去榜样。而梦想和榜样绝对是前进和奋发的驱动力。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英雄，无论古代还是近代，总会有一些把信仰、理想、节操、志气看得比生命更重，散财于海、笑赴九死、敢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即倒的仁人义士，他们是这个民族骄傲和不屈的精神基因。了解他们，我们或可暂时摆脱渺小的自我，或可暂时不去做尼采所说的“有教养的市侩”，从而坚信，自己永远不会被征服！而读史——特别是感受英雄气概——的目标和意义正在于此，那就是催生和助长自由精神，健全我们的人格，强化我们的自我意志。不要以为自己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不要庸俗化、市侩化，不要妥协。这些要求不只是针对个人的，其实也是针对国家的，只有整个民族的精神健旺起来，充满追求自由的活力，这个国家才能变得勇毅和强韧。
　　
　　四、有这样一个精神偶像
　　如果推选中国的精神偶像，我要投蔡锷将军一票。
　　蔡锷成名于晚清末造，13岁就考中秀才，17岁东渡日本求学，18岁时立志弃文习武以救国，20岁以一介文弱书生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陆士”在日本赫赫有名，以训练方法残忍著称，从这里走出的名将不计其数。单就第三期来说，日本学生里就有冈村宁次、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蔡锷的同学和密友蒋方震后来还曾留学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身份留德考察军事，为兴登堡元帅器重，舌战过墨索里尼。蒋方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士第三期，获得了天皇赐刀，令日本学生颜面扫地；而第二名就是蔡锷。本来第三名是中国学生张孝准，日方感觉前三名全由中国人包揽，难以向天皇交代，就把两名本国学生硬塞到蔡锷和张孝准中间，这两个日本士官生，一个是后来的日本陆相、陆军大将荒木贞夫，一个是后来的台湾驻军司令、陆军大将真崎甚三郎。蒋方震、蔡锷、张孝准，时称中国士官三杰，不仅为疲弱不振的祖国争了光，也得到了日本军界的认可和尊重，一时名声大噪。
　　上个世纪初的日本汇聚了一大批心向西学且思想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蔡锷更像是一个异类，他虽也热情满怀志存高远，但却表现出弱冠之年少有的稳健持重。他有更强的国家观念，他的理想是使中国变得强大，而并不热衷于当时很时髦的人种论，不以排满和辩胜为快。
　　他的这种沉稳在广西时曾遭头角峥嵘的同盟会员误解，他们发动驱蔡风潮，硬是把蔡锷赶出了广西。受了这样的委屈，年轻的蔡锷也未有丝毫改变。离开广西后他到云南担任新军协统，同盟会员、见习排长黄毓英来找他大谈革命，希望他表态。蔡锷告诫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不久，在重九之夜，蔡锷以总指挥的身份带领革命官兵举行起义，一夜之间占领省城昆明，宣告云南独立，全省传檄而定。
　　蔡锷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他很少慷慨激昂地倡言革命，不会轻易表露心迹，他更看重的是实际效果。这样一个人，在日日叫卖革命、咀嚼革命的年代里，一度被历史遗忘，在革命者的谱系中，那些暗杀封建朝臣和反动军阀未遂的刺客们都要远远地排在他前面。可是，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终究是那些实干家。
　　民国成立后，蔡锷主政云南。为了改变云南财政拮据的局面，蔡锷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整顿经济，开办银行，调整税率，设立审计厅，裁撤冗员，遣散军队，倡办教育，大兴实业；还两次带头减薪，把自己的月薪从600元减到60员，只相当于一个营长，这在全国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蔡锷在都督任上只干了短短一年半时间，却使云南财政扭亏为盈，不但不再像前清时代那样需要中央拨款支援，反而还支援中央数十万元。要知道，这样的经济奇迹还是在组织滇军援川、援黔、援藏，负担了可观的军费开支的情况下取得的。蔡锷的能力由此让全国上下刮目相看。
　　1913年蔡锷奉调入京，离开昆明前，士绅民众欲建生祠感念其恩德，蔡锷劝止，把立祠的钱款全部赈济灾民。
　　蔡锷一生清贫，克己甚严，他的部下雷飚说蔡锷“视公款公物如性命，虽一丝一毫而莫苟”。袁世凯称帝后，蔡锷在西南起兵发难，袁世凯命令邵阳地方官查抄蔡锷家产，得到的报告是“查蔡锷本籍，无一椽之屋，无立锥之地，其母现尚寄食乡人家，实无财产之可查封”。袁世凯没想到，身为经界局督办、管理着全国土地的蔡锷却不曾利用职务的便利给自己谋哪怕一处地产。
　　蔡锷和袁世凯之间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蔡锷刚到北京时，着军服觐见袁世凯，袁世凯送给他一件做工考究的大氅，亲切地说以后见面不必拘礼再着正装，穿这个就可以。第二次在中南海召见蔡锷，袁世凯耍了个心眼，叫上自己的将官们一同见面，而且要求大家都着军装，自己也穿上大元帅服，就这样等着穿便装的蔡锷。不料，出现在眼前的蔡锷依然是军服马靴手套勋章一样不少。这一回合下来，老袁更明白，这个年轻的南方军人极为严谨自持，很难搞定。
　　心高志远的人大抵都如此，他们坚持原则，坚持自我，不被迷惑，不受诱惑，再世故老辣的人也很难找到他们的软肋。面对既能上马经武又能下马治国的蔡锷，面对既刚正耿介又水火不进的蔡锷，袁世凯既爱其才又忌其德。
　　其实袁世凯待蔡锷不薄，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高等军事顾问、昭威将军、大元帅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头衔一大把，且都是核心机关的成员。说起来，袁氏称帝，如果蔡锷俯首听命，功名利禄一样都不会少，但这却违背了他所信仰的民主原则和共和精神。所以蔡锷斩钉截铁地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为人格而战，这就是蔡锷的名句。有人把蔡锷誉为人格将军，十分恰切，观蔡将军一生的言动行止，无不展现出他独立而高尚的人格精神。
　　蔡将军率领六千护国军在川南同张敬尧的四万多北洋军鏖战数月。要知道，北洋军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在当时都是号称冠绝全国的，而蔡将军带着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滇军虽然以少战多竟也不落下风，没有应援的护国军伤亡人数比北洋军少得多。号称北洋常胜军的第七师第六旅被杀得长官中只剩一个营长，张敬尧后来在停战议和时说，再打下去，我这个师长都当不成了。
　　然而，累月的苦战也彻底拖垮了蔡将军的带病之躯。他研究部署作战计划，给各方发电痛陈利害争取支持，每天睡觉不到三四个小时。在护国军缺粮乏饷之际，他和普通士兵吃同样的军粮，一半米一半砂硬吞。可以说，蔡将军是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感染和支撑着这支义军，燃烧自己的生命为全体同胞争人格！
　　袁世凯死后，蔡锷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军抵蓉城时，蔡锷嗓音沙哑已不能成声。勉力视事几天，整编川军后，蔡锷便辞职准备赴日就医。他本拟由蒋方震出任总参议兼代督军，但蒋更愿以总参议身份陪蔡锷东渡。川中军民极力挽留，有人烧着香拦在路上不让蔡锷走。
　　1916年8月9日，蔡锷扶病离蓉，临行前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告别蜀中父老文》，其中最后一句写道：
　　“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
　　三个月后，蔡松坡将军仙逝于日本福冈。弥留之际向蒋方震口授遗电以告国人：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现在各派意见多乖，竞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戴戡，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四、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
　　蔡公长逝后，蒋方震含泪在遗电后附加按语道：“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自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未能裹尸为憾。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1917年4月12日，蔡公魂归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公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马克斯&#8226;韦伯说：当我们超越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每念及此语，便能感觉到蔡公的震撼力。
　　来天涯社区一年，方知崇拜蔡公者大有人在，当然，也有对此反感的。我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我认为崇拜蔡公和崇拜娱乐明星或网络红人等等有着而且应该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其实是一种物质崇拜，而前者是对一种精神力量的敬重。蔡公的精神是很值得当今国人——无论在上者还是在下者——学习和继承的。对在下者来说，坚持理想、坚持信念、坚持原则，保持独立意志，不趋炎附势，如果把这些当作自己做人的基本准则，即使不曾出大名赚大钱，也足以令人敬重和感动，不愧为人亦不枉此生。对在上者而言，蔡公之澹泊名利、夙夜为公，足以镜鉴；而更可贵的是，他不做既得利益者，为了信仰，不惜舍名弃利，捐生赴死。在这个意义上，他和切.格瓦拉一样，都是舍生取义的圣徒，用生命完成了一种永恒。
　　但是，蔡公是人而不是神，切勿把他神化，一旦神化就离妖魔化不远了，这是一体之两面，从来如此。对蔡公的赞誉有很多，而质疑、蔑视、讥讽甚至诋毁也同样存在。我以为，对后者，无须激愤，更不必回骂。蔡公精神中还有冷静、理智、宽容的一面，身为“蔡粉”，尤当以此自持。我们当然不可能成为蔡公，但若能习得蔡公的一部分精神品质，并用它来感染和影响周围的人，那才是对蔡公最好的纪念吧。